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掌握真理，凡是他人的不同观点，即是谬误。为了公益，我牺牲我认为宪法有错误的私人之见。也请各位代表和我一起，稍微怀疑一下自己的一贯正确，为了我们之间真实的或表面的一致，在宪法上签名。——富兰克林，美国制宪会议发言

一、话题的缘起

很感谢徐昕老师扶携后学，给我提供了一个发言机会，讲“如何与办案人员沟通”。

但事实上，曾有朋友开玩笑说，金宏伟是一个对人过敏的人。确实，我不喜欢社交，几乎不参加公众活动。我也不善于与媒体打交道，会把所有的采访任务都推给合作律师。我的兴趣是一个人安静地阅卷、写材料，而不是与人交流。那么为什么我这样一个“对人过敏”的人会来讲“如何与办案人员沟通”这样的话题。

主要原因是写完《冤案申诉、一家之言》，有几位朋友和申诉者问，你有多起案子被再审，是如何让办案机关注意到案件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公号里常常收到一些青年律师的私信，询问如何与办案人员进行沟通这类的问题。我想借这个机会，讲讲我自己的真实经历（不限于申诉），供申诉者参考，更是希望那些给我写信的青年律师们看到，即便是金宏伟这样“对人过敏”的人也可以通过一些有意识地训练，实现与办案人员的沟通。内向的人做律师，确实存在一些天然的劣势，我们无法像那些善于与人交往的人那样迅速与陌生人打成一片。但内向的人也常常是喜欢思考的人，思考和训练可以让我们做到自己以往不敢想的事。

当然，在开始正文之前，我想特别声明一下，我经常把申诉比喻为“沙漠中的逃生”。你可以把申诉视为自己在沙漠中迷路了。希望在哪里，不知道。尽头在哪里，不知道。沙漠逃生，一分技巧（比如多久喝一次水之类的），九分运气。技巧能让你坚持的时间久一点，而运气决定你能不能走出沙漠。我下面将要谈的案例，都是常规案件。如果你的运气不好，遇到那种就是不安排会见、就是不和律师谈、就是要硬判、就是不再审的案子。什么办法都没有，只能熬。聂树斌案熬了20年才熬出头，陈国清案熬了26年了还是没到头，什么时候能看到希望，神仙也不知道。

二、锚定共通点——寻找对话的机会。

德国著名刑法学家英格伯格·普佩写了一本《法律人的6堂思维训练课》。书中提到一个案例，说一个军官在弹尽粮绝的时刻，放弃了战斗到底的上级命令，带领士兵投降了。军事法庭对于这位军官的行为产生了争论，一方认为这名军官非常勇敢，为了保全士兵宝贵的生命而违抗命令，另一方则认为这名军官无法面对死亡，是不勇敢的。

在英格伯格·普佩看来，这种争论是无效的，也不可能有结果，因为双方对“勇敢”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从不同的定义出发，争论只会像军备竞赛一样，各方不断完善自己的理由，越走越远，而不是达成一致。

美国人布鲁斯·沃勒也写了一本叫《优雅的辩论》（英文原名为《congenial debates on controversial questions》，直译为《如何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适宜的讨论》似乎更好，本文题目即来自该书）的书，提出了与《法律人的6堂思维训练课》一书近似的观点——多数的争辩其实是各方在不同价值维度中的各说各话，不可能形成共识；反之，如果大家先能锚定共通点是什么，再看分歧点有没有沟通途径，或许对事情的解决更有促进作用。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如果你试图与办案人员进行沟通，那么你首先要做的是，耐心地去思考对方的思考逻辑是什么、诉求是什么，进而思考自己与对方的诉求有没有共通的地方，以及大家讲的到底是不是一个问题。

先举一个寻找共通点的案例。有个“拒执”的案子，公司的多位高管被抓，但实控人没被抓。民商律师认为实控人没有股东身份，因此与案件无关。我则说这可能是民商律师不了解刑事案件，资金流向了你，你在刑事案件中很可能就有关系，没抓你，是给你时间筹钱解决问题（事后证明我的预判是对的，关于民商思维可能对刑事案件起反作用，我写过《企业的刑事风险是难以预防》，有兴趣的可以看看）。我接受委托之后，到办案单位交手续时根本没人理我，我就说我是什么什么案子的律师，我这边打算筹钱解决问题，你看谁能帮我叫一声承办人。这时，旁边一人说话了，承办人确实不在，不过你等会，我找局长看看有没有时间。后来谈了一会，商量出来一个解决方案，实控人最后也没抓，高管也都取保，筹钱和解。这个案子，两周就结案了。结案的关键就是我预判办案机关希望快速结案，也知道实控人想彻底摆脱刑事风险，并且基于案卷认为推翻民事判决的可能性不大。既然，民事判决必然要被执行，又何必为了冒着刑事风险去拖着呢？早执行，早完事，这就是实控人与办案单位的共通点。

再举一个明确“定义”的案例。有个“非吸”的案子，会见当事人时，当事人说坏了，办案人可能误会我要死扛，挺不高兴的。事实也证明，自那以后，一直到开庭前会议，我始终就没打通承办人的电话，直接去找也找不到。等到开庭前会了，我提前拦住承办人说，我希望能给我当事人认个自首，当事人愿意认罪认罚。承办人说，他不是不认罪吗？我说，那是他对法律不太了解，其实他对指控他的事情都认，就是解释一下自己的涉案情节，怕刑期太重（我与当事人对这一点进行了提前确认，他认罪认罚，只希望能争取到最好的认罪认罚结果）。承认人一听愿意认罪认罚，就停下来和我谈了一会，后来开庭时直接当庭说我的当事人属于自首。这个案子最终实现了当事人的预期效果，就是通过对“认罪认罚”的定义理解上的统一。

这里简单插一点关于认罪认罚的题外话。这个制度太荒唐了，普通公众懂刑法吗？基本是不懂的。不要说公众，法律人对同一个行为到底是不是犯罪，是什么犯罪还争论不休，例如用替换二维码的方式把商家的钱弄到自己口袋是什么罪？现在的认罪认罚是让普通公众去准确的认一个罪名，这可能吗？不现实的，由此就导致了实践中的很多问题。嫌疑人自己愿意“认事”，但想解释一下。嫌疑人觉得自己已经认罪认罚了，但办案人员看嫌疑人一解释，就说没有认罪认罚。这就是大家对认罪认罚的定义理解不同引出来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也不单纯是影响嫌疑人，例如在涉黑案中，小弟把事认下来，公诉人说被告人认罪认罚。那我作为律师就可以说，既然你说自己认罪认罚，那你先把涉黑的法条给我讲一下，我看你懂不懂什么是涉黑。如果你连罪名是什么都讲不明白，你认得什么罪？

认罪认罚先说这么多，还是回归正题。关于如何训练自己去寻找各方的共通点。我的个人经验是多看体制人写的书或文章。律师的书，可能会介绍一些经验，但毕竟是隔岸观花。所以看律师的书，要少而精，而体制人写的书，则多多益善。我买了很多体制人写的书，也在微博上不断看他们的东西。即便我不认同他们的观点，我还是强迫自己看。看多了，多少能猜到一些。

在训练自己的过程中，我经常用富兰克林在美国制宪会议上的一段话提醒自己，这里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掌握真理，凡是他人的不同观点，即是谬误。为了公益，我暂时放下我认为宪法有错误的私人之见。也请各位代表和我一起，稍微怀疑一下自己的一贯正确，为了我们之间真实的或表面的一致，在宪法上签名。”在美国宪法很有可能面临流产的困局下，富兰克林用这段话说服了大部分制宪代表，让大家明白，即便每个人都认为宪法草案还存在各种问题，但各州的共通点是只有联合在一起才能保证各州的安全，这才是最大的利益点。我用富兰克林的话提醒自己，工作过程中不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名实之争，而是要多想想怎样帮当事人解决问题。

最后想说一下的是，这种寻找共通点的辩护方式，可能会让一些人反感，认为这不够硬气、不够正义。像“拒执”那个案子，我建议筹钱和解。实控人说他也咨询过其他律师，建议不和解，做无罪辩护。我问实控人，先不说法律上是不是真的无罪，即便我们假设无罪，一个案子动辄经年，你自己想想一旦失去人身自由所造成的损失。在我看来，这就有点像我开篇引用的《法律人的6堂思维训练课》中的军官案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评价体系，对律师这个职业有各自的理解。而我对于律师这个职业的理解很简单，就是当事人主义，能协助当事人解决问题即可。站在这个价值维度上，我还是愿意去想想自己与办案单位有没有共通点，虽然说不上为当事人争取到了双赢，但至少保证了当事人两害相权取其轻。

三、人都是感情动物——制造对话的机会。

国际法中有个“连接点”的概念。我这里借用一下，办案子也需要制造“连接点”，把一些严格讲与案件无关的东西，用到案件中来。

有些案件，可以像我前面讲的，基于工作经验，大体猜出办案人员的诉求点在哪里。但也有些案件，你猜不出来。特别是申诉案件，你根本不知道承办人 是谁，猜都没法猜。这时候，我就想起侯孝贤的一个电影（名字忘了，《一一》或《麻将》？），里面有一个人一谈事，开场白总是“中国人都是讲一个情字”。找不到共通点，那就只能去讲“情”了。

比如吴春红这个案子，前两天李长青律师讲的过程中也提到了我做过的一些尝试。当时交完申诉材料，但不知道承办人是谁。每次去问进展，回复都是“等消息，如果没有新证据，你也不用每到三个月都来。”怎么办呢？案子都过去十几二十年了，让我现在去找新证据，那不天方夜谭吗？没办法，我就按照案卷记载的作案方式，自己制作了原审认定的含毒食物，吃下去，到了尸检的时间，我自己扣吐出来，然后录视频拍照片，证明食物残渣和尸检记载的胃内容物状态不一致。你说这是不是新证据，绝对不是。但为吴春红申诉的过程中，你拿着这个事情去说，很多人都能被我的这个行为引出对吴春红案的了解兴趣。吕先三案，有人反馈说，看辩护词没被触动，但看完我写的吕先三办案手记后有点触动。

还一个案子，我按照案卷记载的行车路线，自己开车绕了两圈，路上有几个探头，几个路口，早晚人流情况等等，做点记录。然后和承办人说我的这些观察。这些同样都不是新证据，但比较直观、生动，让承办人听起来确实有那么点意思，然后就和我谈了。

一个挺敏感的案子。我和法官联系，要阅卷，法官一开始总说没时间。后来我就不断地和法官联系，每次只要能打通电话，就和法官说我又发现了案件的什么新情况，每次说一两个，每次不重复（这个问题，我想强调一下，我个人建议写或谈问题，要少而多频。人的记忆时有限的，你说多了，也没人能记住。不如今天说点，明天说点，不断地说，大部分不重复，重点问题时不时重复。我有些法律意见，早就写好了，故意拆成四五份，分几次发送）。并且，我不是只说案卷里的情况，我还说从当地打听到的一些街头巷尾的谈论。这些谈论依然不是新证据，也不可能被作为证据，但对于理解案件，又是一些参考。后来法官安排了阅卷时间，我看了案卷又发现了更多问题，再继续沟通。

这几个案子，可能听起来同样会让人觉得不够硬气，不够正义。不给阅卷就曝光、投诉嘛。我自己事后复盘时，想想自己就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多少有些堵运气的成分。人和人交流，有时是有直觉的。有些人虽然开始冷淡，但直觉会让你觉得，缓一缓或许能谈。有这种直觉时，我就选择缓一下。但是不是真能谈，我也不知道。有时讲了好久的“情”，对方还是不理睬，反而耽误了很多时间，还不如直接投诉的效果快。这里有很大的直觉和运气成分。

当然，如果实在联系不上承办人，就不存在所谓的直觉判断了。遇到这种情况，我的尝试办法就是写微博、公号或信等材料。我有些案件的突破口，就是从写信、写公号开始的，偶尔还是有一点用，可以算是一个没办法时的办法。写材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方法。但怎么写，可能还是有些要注意的地方。前段时间，关于如何评价孙杨案中的律师函，律师圈里有很多文章，我也写了一个《孙杨案的律师函，你可以说是零分，也可以说是90分》。我在这个文章里说，写文章最重要的是想清楚“写给谁看，为什么写”。孙杨案的律师函被很多人评价为不专业，但或许人家律师压根也没想过要写的很专业。从目前公布的情况看，是孙杨一方主动、自愿聘请的律师，没有任何外界力量去干涉。不排除律师就是写给客户看的，所以才那样写。

在我看来，文笔不重要，知道“写给谁，为什么写”才重要。我个人的工作习惯，会针对一个案件写不同形式的文章，有些是写给公众看的，有些是写给办案人员看的，内容、形式一定不一样。有些事情不适合公开写的，还可以多写几封信来快递。我昨天写《冤案申诉、一家之言》时也提过，很多人的案件材料都像一个模子里套出来。如果你不区分受众，永远拿同样的文章给所有人看，效果很可能就不好。例如，你写微博时为了表达情绪，说“构陷”“勾结”“暗箱”，然后你把这样的材料邮寄给承办人，对方可能连看都不看，他不会觉得你是来谈的。

四、打得好，才能谈得好——赢得对话的机会

作为一个70年代的人，我们小时候都是看着小兵张嘎、地道战、铁道游击队等战争电影长大的，心中都有一个军人梦。其中，二野的上党战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国共正在谈判，刘、邓在制定作战方针时说：我们立足于打，同时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谈，只有打得好，才能谈得好。

我认为对于一些开始很难谈的案件，可以学习这个思路。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大脑袋”拍板的案件，承办人也决定不了案件走向，你把谈的重点放在承办人身上就没意义了，这时候就要想办法让“大脑袋”听到你的声音。打的动静越大，谈的可能性越大。我有个案件,本身挺敏感的，一开始也是完全无法谈。反而是积极应对之后，让各方明白这个案子的坑挺大的，事后又赢得了谈的机会。

“赢得对话机会”本质上是“制造对话机会”的一种特殊形式，所以单拿出来说一下。无论是“锚定共通点”还是“讲情”，这两种方法，只要你愿意训练自己，多多少少都能有些效果。但使用“以打促谈”这种方法，先决条件是你得“敢打、能打”，其中“敢打”最重要。我以前写过一个《想做刑辩，先回家问问你妈》，文章中提到王兴、朱明勇等多位刑事大咖都认为勇气对于刑事律师可能是最重要的，办案人员一吼你就怕了，甚至人家没吼你就先怕得罪人，那你有啥技巧都用不上。

关于“敢打、能打”，无论是前辈一代的徐昕、周泽、仝宗锦、朱明勇等老师，还是青年一代的张磊、王兴、李仲伟、王飞、王万琼、周海洋、肖之娥、黄佳德等人，都比我做的要好，大案刑辩论坛后续也后陆续推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的直播，我在这里就不班门弄斧了，谢谢大家，耽误大家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