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吴春红案是原审法官都自认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却依旧作有罪判的案件。吴春红从原审审查起诉程序就开始喊冤，至今喊了十多年了。期间，吴春红不接受学习改造，不认罪悔罪，却有相关部门来主动和吴春红协商减刑。

吴春红拒绝减刑，表示“要么以清白之身走出监狱，要么就死在这里”，随后相关部门就对吴春红不闻不问了。本代理人自接手本案，也已经介入近两年了。一直在申诉，也一直没有任何进展。只能每三个月到巡回法院的接待窗口，得到“回去等待”的答复。

一个连原审法官都承认——“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案件啊。这样的案件竟然十多年无法平反，这难道是相关部门在惩罚吴春红“敬酒不吃吃罚酒”吗？这每三个月一次的等待，看似有时限，却又永远不知道到底要等待几个“三个月”，这难道是卡夫卡的小说，永远在“法”的门口，但也永远跨不进这道门吗？

所以，我打算把手里的案件一一写成下面这样的“书”。我不知道还要等多少个“三个月”，但我要证明，我们曾经相信法律，我们曾经在门口等。

关于吴春红故意杀人一案的情况简介

及申诉法律意见

申 诉 人 ： 吴春红

代 理 人 ： 李长青，北京大禹律师事务所律师

金宏伟，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2017年12月版

目 次

1跋 

2案情简介 

3原审的关键性问题 

3.1原审认定吴春红以向面粉投毒的方式实施杀人行为，该面粉被村民W用于制作“面托”，W之子因食用“面托”中毒身亡。然而，本案证据可以证明，“面托”并不含毒，且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受害人食用了“面托”，即受害人致死原因不明。

3.2原审认定吴春红投毒后再未进入案发现场，且现场遗留物品先后被受害人家属及办案人员反复地移动、使用，然而吴春红竟然能准确地说出各物品被移动之后的摆放位置，办案人员“喂口供”的特征十分明显。

3.3河南省高院三次以事实不清为由，将本案发回重审；主审法官在《谈话笔录》中也明确承认，本案没有认定吴春红构成犯罪的证据。然而在“疑罪从轻”的思路下，人民法院最终判处吴春红死缓。

3.4本案的尸检鉴定意见与公安部鉴定标准明显相悖。

3.5证人证言显示，办案机关存在隐匿证据的行为。

3.6受害人家庭于案发前即曾发生过中毒事件，且受害人父母亦提供了怀疑对象，但侦查人员忽略该了线索。

4详细法律意见 

跋

尊敬的XXX：

“吴春红故意杀人案”案发2004年。原审期间，河南高院以事实不清为由三次将案件发回重审，最终以“疑罪从轻”的方式认定吴春红在短短一分钟之内完成了作案地点选择、毒品投放、清理现场、掩饰作案工具等一系列犯罪行为，进而判处吴春红死缓。

入狱后，吴春红始终坚持申诉。期间，河南司法机关多次表示，只要吴春红认罪，就可以减刑。但吴春红不接受减刑，在狱中也拒绝接受学习改造，每日研究自己的案件，每日撰写申诉材料，其视力因过度疲劳已经出现受损情况，但依然表示：“要么以清白之身走出监狱，要么就死在这里。”

正因本案原审过程的叠宕，所以本《申诉法律意见》采用一种新的形式，先介绍原审认定事实和审理过程，以及本案存在的关键性问题，以便您能够快速发现本案的症结。

详细法律意见亦会附后，针对实体、程序以及非理性侦查行为进行全面分析，便于您充分了解原审的错误。

案情简介

2004年11月15日晨，村民W的次子出现中毒表现，经抢救无效死亡。同日中午，W长子亦出现中毒表现，经抢救脱险。

2004年11月20日，吴春红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民权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05年6月23日，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5）商刑初字第49号判决，认定：“吴春红因安装电表及用电与电工W产生矛盾。2004年11月14日，在W催交电费时，吴春红认为其口气强硬并联想到以前的矛盾，遂产生报复恶念，从家中取出鼠药，利用交电费之机，在一分钟的时间内溜入W家厨房，将鼠药投放到厨房的面瓢内。次日晨，W用面瓢内的面粉制作‘面托’。其子CC、CZ食用后先后中毒。CC经抢救无效死亡，CZ经抢救脱险。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吴春红死缓，吴春红提出上诉。

2005年12月9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5）豫法刑二终字第424号裁定，以事实不清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06年6月24日，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6）商刑初字第33号判决，以相同的事实再次判决吴春红死缓。吴春红再次提出上诉。

2006年12月20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6）豫法刑一终字第343号裁定，事实不清，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07年7月13日，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商刑初字第32号判决，再次以相同的事实判决吴春红死缓。吴春红第三次提出上诉。

2007年10月30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6）豫法刑二终字第271号裁定，事实不清，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08年11月15日，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商刑初字第70号判决，依旧以相同的事实判决吴春红死缓。吴春红第四次提出上诉；

2009年7月6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豫法刑四终字第00019号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9年8月6日，吴春红入河南省豫东监狱服刑。期间吴春红一直拒绝减刑，并提出申诉。

2012年12月7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豫法刑申字第00130号驳回申诉通知书。

原审的关键性问题

一、原审认定吴春红以向面粉投毒的方式实施杀人行为，该面粉被村民W用于制作“面托”，W之子因食用“面托”中毒身亡。然而，本案证据可以证明，“面托”并不含毒，且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受害人食用了“面托”。即，受害人致死原因不明。

（一）没有证据证明受害人食用了“面托”。

W在其全部笔录中均稳定陈述，自己一早被他人叫走，没有看到家人食用“面托”，仅听妻子L说孩子食用了“面托”。同时，W在《2004年11月15日笔录》中陈述：“问：你二儿子早上到他死，他都吃了些什么？答：我听我妻子说他吃一块糖，一袋甜感冒药，别的我没见他吃啥。”

L则在《2004年11月19日笔录》中陈述：“我和丈夫都没吃。我小儿子CC吃没吃，我不清楚。我大儿子CZ上午放学后回到家里，我光知道他吃方便面了，吃没吃面托，我不清楚。后来大儿子在抢救过来后我问他有没有吃过面托，他说吃了一点儿。”

长子CZ脱险后，则只说自己“吃了一点‘面托’和方便面”，未提及受害人吃过什么。事实上，正如W夫妻所述，早上7点炒制“面托”，而CZ早上6点即外出，至中午回家，亦不具备见证受害人进食的可能性。

此外，CC的四叔SY在案发当日接受侦查人员询问，其《2004年11月15日笔录》记载：“问：CC在出现症状前吃过什么？答：听他爸妈说吃过感冒药和一块糖。”

另据（2004）民公刑技字第297号《刑事技术鉴定书》，受害人CC的尸检记录为：“切开腹腔，见胃内容物约有30克，淡棕色，胃粘膜下大面积出血，粘膜脱落，呈水样。”

综合上述证据：1、尸检未体现受害人生前的摄入物；2、受害人父母也均未看到受害人CC食用过“面托”，此事实有W夫妻和SY三人的笔录可以相互佐证；3、受害人的哥哥CZ经抢救脱险后，也只陈述自己吃过“面托”和方便面，未提及受害人是否食用“面托”。至此，我们可以发现，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受害人CC曾经食用过“面托”。

（二）认定“面托”含毒，与在案证据相矛盾。

原审认定吴春红在面粉中投放“毒鼠强”。“毒鼠强”学名四亚甲基二砜四氨，可通过食道或呼吸道进入动物体内，是一种毒性极其强烈的化学药品，且不易分解，可长期残留。动物摄入后，毒物未入胃便发作，每1000克体重使用0.2毫克即可致人死亡，其毒性相当于氰化钾的100倍，砒霜的300倍，因此民间对“毒鼠强”俗称“三步倒”“闻到死”。

而据本案证据显示，W夫妻在接受办案机关询问时，始终稳定表示，案发前数日，家中无人做饭，只在15日早晨制作了“面托”，随后次子毒发，全家人参与抢救。至中午，长子亦毒发，全家人又抢救长子。至下午，侦查人员赶到现场，提取了“面托”。即，本案只有一次制作“面托”的过程。

同时，W妻子L的《2009年3月26日笔录》记载：“堂屋剩下的面也做成‘面托’，但人未吃了，给狗吃了，也没什么事，公安机关也提取了。”另据W《2004年11月15日笔录》陈述：“我开始煎的豆糁，豆糁在堂屋里，面在厨房……早上我煎的豆糁，煮的面汤，馏的馍，我估计他可能吃些豆糝。”

由此可见，既然W夫妻只制作了一次“面托”，且L明确指出侦查人员提取的检材就是“给狗吃了”的“面托”，那么毒性如此强烈的“毒鼠强”，为什么狗吃了非但没有死亡，甚至连任何中毒迹象都没有？与之相对，W本人认为受害人食用了堂屋的豆糝，即“面托”的制作原料，那么毒物是否来自堂屋的豆糝？

原审对此均没有合理解释，涉案“毒鼠强”是否来自“面托”存在很大的疑问。

（三）毒物制作过程的证据链不完整。

原审认定，吴春红向受害人家中面粉投毒，该面粉被W夫妻于次日制成“面托”。同时，据W夫妻陈述，“面托”是二人使用豆糝、面粉、水以及食用油，混合炒制而成（W《2004年11月22日笔录》）。

那么，“毒鼠强”作为一种可长期残留的剧毒化学品，亲手制作“面托”的W夫妻的手掌，特别是指甲缝隙，是否存在毒物残留？再有，“面托”系炒制而成，那么作为炒制工具的锅、铲是否存在毒物残留？

事实上，只有证明了毒物形成的完整证据链，才能达到认定“向面粉投毒，面粉被制成‘面托’，受害人因食用‘面托’中毒”的证明标准。但遗憾的是，本案在卷材料没有毒物形成的相关证据，没有受害人食用“面托”的相关证据，唯一在案的“面托”被受害人家中的狗吃了又连一点中毒迹象都没有。作为一桩以投毒方式杀人的案件，最基本的“毒从何来”却没有查清楚。

二、原审认定吴春红投毒后再未进入案发现场，且现场遗留物品先后被受害者家属及办案人员反复地移动、使用，然而吴春红竟然能准确地说出各物品被移动之后的摆放位置，办案人员“喂口供”的特征十分明显。

吴春红只在侦查阶段做出了有罪供述，随后则始终坚持自己无罪，并称有罪供述系刑讯逼供下才违心做出的。但是，原审认为，吴春红未能提供与刑讯逼供有关的证据，且吴春红有罪供述与现场勘察情况一致，可以相互佐证。

这里，原审认定“可以相互佐证”的“供证一致”，恰恰暴露了本案存在刑讯逼供的极大可能性。受害人家中厨房摆放有柜子、桌子、水缸、灶台、水桶等多个大型且不易发生位移的物品。但在吴春红的供述中，没有丝毫对这些物品的描述。恰恰相反，却能在短短的一分钟内发现小小的面瓢位置。

同时，据原审认定，吴春红系14日投毒，而据W《2004年11月15日笔录》陈述，他“煎的豆糁，煮的面汤，馏的馍”。这是案发当日的笔录，W出现记忆错误的可能性极低。并且，W被人叫走后，其妻子又继续在厨房内做饭。

由此可见，厨房物品在15日是被多次使用过的，既“煎豆糁”还“煮面汤，馏馍”。那么为什么吴春红对W家厨房内外的情形和物品摆放全都记不清楚，却唯独能准确地说出这个被多次使用过的“面粉”？是吴春红有未卜先知的特异功能吗？显然不是，犯罪学有句名言——任何犯罪都会留下痕迹。吴春红能够说出被使用、移动的物品的位置，就是侦查人员刑讯逼供而留下的痕迹。

吴春红说得很清楚，侦查人员告诉他“面粉”的现场位置，然后刑讯逼供让他承认，他无奈之下就只能按照侦查人员的指供进行陈述。至于厨房的其他物品，侦查人员没告诉他，他也就不知道，说不出。

三、河南省高院三次以事实不清为由，将本案发回重审；主审法官在《谈话笔录》中也明确承认，本案没有认定吴春红构成犯罪的证据。然而在“疑罪从轻”的思路下，人民法院最终判处吴春红死缓。

据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制作的《W2008年10月8日询问笔录》记载，该院法官在接待受害人家属时说：“关于被吴春红故意杀人一案，经本院三次一审，省高院三次以事实不清发还重审，本案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被告人供述包老鼠药的药包未找到，吴春红供述放毒药的裤子已提取，但未提出毒药强，认定吴春红杀人的直接证据只有被告人供述，除此之外，再无其它证据，因此，本案主要证据存在欠缺之处。”“本案证据欠缺之处是本院判处死缓而3次被发还的重要原因。”

该份笔录记载地很清楚，吴春红案在第三次发回重申时，依然是“只有被告人供述，除此之外，再无其它证据”。事实上，本案也正如该法官所说，除了吴春红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本案没有毒物、包装、足迹、指纹、现场证人等任何其他证据，也没有现场物品描述、作案工具处理等隐蔽证据来佐证吴春红的有罪供述，并且吴春红的有罪供述还存在着明显的刑讯逼供嫌疑。

是什么原因让河南省高院三次发回重审之后，在证据相同的情况下，第四次就维持了死缓判决呢？这不由得让人想到，商丘也是著名的赵作海冤案发生地。据媒体报道，赵作海案就是法院认为证据不足，但办案机关坚持不放人，于是各方“协调”出了赵作海的悲剧。本案是否又是一个各方“协调”的毒树之果？

四、受害人尸检鉴定意见与公安部鉴定标准明显相悖。

W夫妻的笔录均陈述，15日早8或9点左右，受害人出现中毒反映，随后送往医院，入院抢救无效死亡，于是上午11点左右，受害人家属将受害人尸体拉回村子。

同时，据（2004）民公刑技字第297号《刑事技术鉴定书》记载：“2004年11月15日下午3时余人和所报称，本辖区周岗村发生一起投毒杀人案……接报后有刑警大队教导员带领技、侦人员即刻驱车前往，在310路野岗二中西侧桥北侧对尸体进行了检验及解剖。”解剖结果：“切开腹腔，见胃内容物约有30克，淡棕色，胃粘膜下大面积出血，粘膜脱落，呈水样。”

综合上述证据：1、受害人早8或9点出现中毒反映，11点之前抢救无效死亡，且“毒鼠强”是剧毒化学品，俗称“三步倒”，可以得出受害人早8或9点摄入毒物的结论，即毒物摄入时间与死亡时间只相隔2至3小时；2、技术人员于当日下午3时对受害人尸体进行就地解剖，所以，毒物摄入时间距离尸体解剖时间也仅相隔4至5个小时。

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尸检只说“胃内容物30克”，但没有记载胃内容物的性状，是糜化物，还是未糜化物？

如果假设这30克全部是糜化物，所以无法分解受害人摄入物的成分，那么这个假设与公安部指定的多部《法医学》教材所公认的胃内容物消化规律相矛盾。因为公安部《法医学》教材指出：“以米饭、蔬菜类食物为例，如果饭粒、蔬菜外形较完整，乳糜减少，只有少量食物进入十二指肠，则一般应当是在饭后1～2小时内死亡的。如果胃内食物全部成乳糜状，只有极少的饭粒、蔬菜残渣，食物已进入大肠，则大约是在饭后4小时死亡的。胃内食物已全部排空，或者仅残存如青菜头粗皮纤维、海带皮等硬质蔬菜皮，则在饭后4～6小时死亡。如果胃内容物是肉类或油腻重的不易消化的食物，则进食至死亡的时间的推断应当相应延长。”

此外，公安部于2016年通过中央电视台推出了《法医密档》系列纪录片，其中“死亡时间之谜”部分对胃内容物消化规律的描述，与《法医学》教材所描述规律是一致的。由此可知，本案受害人的进食时间与死亡时间仅相隔2至3小时，不可能全部糜化。

简言之，如果侦查人员以胃内容物糜化来掩饰本案缺少受害人食用“面托”的证据的问题，那么侦查人员的这个借口与公安部的鉴定标准是相悖的。相反，如果这30克胃内容物没有全部糜化，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侦查人员为什么没有分析胃内容物的成分，以便检验受害人到底有没有摄入“面托”？这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但无论选择哪一个，都能暴露出本案侦查存在重大错误。

五、证人证言显示，办案机关存在隐匿证据的行为。

据L《2009年3月26日询问笔录》记载：“那天早晨做面托的时候，有个老婆给俺小孩糖吃，公安机关也检验了那个老婆的指甲，没什么事。”

该证据能够证明，侦查人员是给一位妇女做过残留物检验的，但本案案卷中并没有相关检验材料。显然，有人隐匿了该证据。

于是，还是那句话——“任何犯罪行为都会留下痕迹”。这个被隐匿的证据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不仅仅是这位妇女的检验材料被隐匿，而是本案可能存在侦查机关人为影响司法公正的问题。

因为，如前所述，受害人的毒物摄入时间与死亡时间只相隔2至3小时，胃内容物不可能全部糜化，为什么不检验是否存在“面托”成分？还有，在上文的毒物形成过程中已经提及，既然原审认定“毒物进入面粉，面粉炒制面托”的制作过程，那么本案材料中为什么没有W夫妻这两位制作人的残留检测？为什么没有锅、铲、水、油的残留检测？

侦查人员既然能够想到检测那位“给糖吃”的妇女的指甲残留，又怎么会“忘记”了对W夫妻以及制作工具和制作材料进行检验？在代理人的咨询过程中，一位法医表示，这种“忘记”是不可能发生的。既然能想到检测妇女，就一定会想到检测其他，很可能是检测结果与有罪供述不能共同指向同一待证事实，所以有人把证据隐匿了。

六、受害人家庭于案发前即曾发生过中毒事件，且受害人父母亦提供了怀疑对象，但侦查人员忽略该了线索。

在吴春红有罪供述中，《2004年11月20日笔录》记载：“我对面邻居G曾经对我说，前不久W家不知道谁下毒啦，他们家人吃了面，恶心、难受”。

代理人会见吴春红时，对此事进行了专门的核实。吴春红表示，其确曾听G说过此事，所以在侦查人员通过刑讯逼供让他供述为什么想到投毒时，他就想起G说过有人向W家投毒，所以吴春红自己也说投毒。

于是这里的问题是，W家为什么会在短时间内密集、频繁地发生中毒事件？是W一家对鼠药的使用存在自身的不严谨，还是W另有仇家而必至W于死地才多次投毒？

此外，据W《2004年11月19日笔录》记载：“问：你村的吴春红跟你有啥矛盾么。答：我跟他本人没啥矛盾。”L《2004年11月16日笔录》记载：“问：你仔细回想一下，你近期内跟他人有啥矛盾么。答：我本人在村里没跟人吵过架，就是在三、四年前我跟俺婆子闹矛盾，我村有听妇女在中间跟俺婆子学嘴。我到现在一直不跟她们说话。我们家的矛盾面，都是因为战胜干村干部和电工得罪的人。在战胜得罪的当中，我认为M的可能性最大，因为M心最狠，俺村的人都叫他小人。”

综合W夫妻的陈述，W本人说自己和吴春红没有矛盾，L则直接说“这个事”，M的嫌疑最大。但吊诡的是，侦查人员没有对L的怀疑对象进行任何侦查，反而在W明确说“与吴春红没有矛盾”的情况下抓捕了吴春红。吴春红于20日被刑事拘留，W一家人在20日之前的笔录中没有一次提及与吴春红存在矛盾，即便是19日的笔录也没有提及与吴春红存在矛盾。再有，吴春红被捕后，提供了W家多次发生中毒事件的线索，但本案卷宗里也丝毫没有侦查人员去进行相应排查的材料。

侦查人员这种完全忽视其他嫌疑人的做法，存在放纵真凶的可能性，同时也反映出本案侦查不是按照“先证后供”的合法侦查方式进行办理，而是先抓了吴春红，然后再通过指供逼供来拼凑有罪证据。但即便如此，本案也依旧如原审法官所说：“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

详细法律意见

尊敬的XXX:

本人系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接受吴春红委托，就其申诉一事发表如下意见：

实体部分

一、吴春红没有作案动机，受害人父母的怀疑对象也不是吴春红。

首先，受害人父母在案发后向侦查人员提供了明确的怀疑对象，同时明确表示与吴春红没有矛盾。（同《原审的关键性问题• 六》，略）

其次，原审认定吴春红与W有用电矛盾，不合逻辑。吴春红有罪供述称自己举报W，W辱骂了自己，所以有了矛盾。但是，W本人的《2004年11月22日笔录》记载：“问：有人去电业局告过你收费高吗？答：有人告过，但我不知道是谁告的。问：你在村里骂过人没有？答：我当时恼的慌，在村里也骂过人，但我没有怀疑对象，没有针对某个人。”该证据证明，王本人并不知道谁举报自己，也没有怀疑对象，更没有辱骂具体人。

综上，所谓“矛盾”，吴春红在原审审查、审理过程中就指出系刑讯逼供的产物。W本人的证言也证明，自己根本没有辱骂过吴春红。原审认定，缺少证据支持。

二、原审认定吴春红以向面粉投毒的方式实施杀人行为，该面粉被村民W用于制作“面托”，W之子因食用“面托”中毒身亡。然而，本案证据可以证明，“面托”并不含毒，且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受害人食用了“面托”。即，受害人致死原因不明。

（本部分同《原审的关键性问题•• 一》，略）

三、原审认定吴春红使用“闻到死”实施投毒行为，但本案未能提取到作案使用的“闻到死”，关于购买“闻到死”的证据也彼此矛盾。被告人供述自身亦不稳定、不合理。

第一，侦查人员在吴春红家中没有提取到任何鼠药或鼠药包装。非常讽刺的是，本案证据中的两份鼠药鉴定，竟然是从两个案外人家中提取了鼠药，进行鉴定，鉴定结果为含有毒鼠强成分。这种鉴定被堂而皇之地放在案卷中，可想见当年办案之粗糙。

第二，吴春红的妻子户金环否认吴春红购买过“毒鼠强”。户金环接受侦查人员询问的《2004年11月21日笔录》记载：“问：你们家买过老鼠药吗？答：买过，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随后，户金环在接受检察院询问时改变了证言，其《2005年5月19日笔录》记载：“问：你们家的老鼠药在哪儿买的？答：因为我家喂养狗的，没有买过老鼠药。问：你们在全喜家买过矿灯灯泡吗？答：没有，我家有灯泡。问：你在公安机关说的是实话吗？答：不是实话，当时我害怕。”

第三，原审认定吴春红在证人V处购买“毒鼠强”，但V证言与吴春红供述相互矛盾，且吴春红自身的供述亦相互矛盾。

吴春红在《2004年11月20日笔录》则说：“问：你往W家面案里下的是什么药？答：那是去年我在内黄集姚民农药门市部买的一袋敌害清，花了四五块钱，是往地里下的杀鼠和虫的，我往地里洒了两回，剩的一小捏，当时外边包装袋没有了，就剩里边一个内袋，白色透明，在我家兔子圈里放着。问：你往W家厨房瓢里下的药的特征？答：是微黄色面状，跟面粉颜色差不多。”这里，吴春红供述的鼠药不是“毒鼠强”。

随后，侦查人员在21日取得了证人V的证言，其《2004年11月21日笔录》为：“答：周岗这个人骑了一辆摩托来到俺门市部，买了一个矿灯上的灯泡和两包老鼠药，可能还点食品，给了我多少钱我现在记不清了。问：周岗这个人买的是什么样的老鼠药，你买给他老鼠药时用什么包装没有？答：我卖给周岗这个的老鼠药是白面的闻到死鼠药，给他时我是用一个方便袋装好后给他的。”V随后在《2005年5月19日笔录》中再次陈述：“买的有矿灯、小灯泡、老鼠药、可能还有吃的东西。”

于是，吴春红在21日的供述随之改变了，其《2004年11月21日笔录》称：“我买灯泡时，问V有老鼠药没有，她就给了我一包老鼠药，灯泡没要钱，我就把买老鼠药的一块钱付给V后就回家了。到家后，我给我妻子说捎了一包老鼠药，准备下药药老鼠。我妻子说，别下药了，下药别把狗药死喽。我因为这，老鼠药包装我都没打开，就把鼠药放到一个盛多蔺买的塑料袋里，而后把多蔺买袋袋口一拧，放到兔子窝里。”

为什么侦查人员取得了证人证言后，吴春红就改变供述了？这一点，吴春红在原审庭审过程中就已经明确表明系侦查人员刑讯逼供，逼他按照证人证言说。

侦查人员为了掩饰自身的非法取证，在吴春红的21日笔录中还特意做了铺垫。吴春红《2004年11月21日笔录》记载：“问：上次问你，你为啥说是用敌害清下的毒呢？答：敌害清是田间用的，毒性小，我说是用敌害清下毒，可以让自己轻一点。现在我想好了，即然是我下毒，就应该如实交代。”

侦察人员的这个铺垫，其实起到了欲盖弥彰的作用。首先，吴春红被捕时已经知道了受害人死亡的结果，并且在《2004年11月20日笔录》中就说：“说实话。我进来都没想着活着出去。”既然吴春红“进来都没想着活着出去”，又何必杜撰一个“让自己轻一点”呢？其次，所谓“用敌害清下毒，可以让自己轻一点”，这完全是一个法律人想做罪名辩护，希望将案件定性由故意杀人辩解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如此精细化的法律思维，对于“喂口供”的侦查人员或许习以为常，但对于吴春红这样一个农村人员，显然是超出其合理能力的。

并且，对比吴、V二人证据。吴春红供述鼠药数量是一袋，而V说是两袋；吴春红供述鼠药是自己在家里找多蔺买袋子进行包装，V说是在店里特意用方便袋包装好；吴春红供述的购买物品只有灯泡和鼠药，V则称包含灯泡、鼠药和食品；吴春红说只给了一块钱，V虽然没说具体金额，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销售灯泡、鼠药和食品，不可能只收一块钱。所有细节，都是相互矛盾的。

四、原审认定吴春红进入受害人家厨房实施投毒，但除了吴春红的供述，再无其他证据能够证明吴春红曾经进入厨房。

第一，关于吴春红进入W家厨房问题，无指纹，无足迹。原审认定吴春红将“毒鼠强”投放在厨房的面瓢中。但据侦查人员出示的现场照片显示，该面瓢放置在厨房的最里端。即，欲将毒物放置在该面瓢中，必然需要投毒人走进厨房才可以实施投毒行为，但是，本案中没有吴春红的足迹证据，更没有指纹证据。

第二，受害人家厨房物品摆放凌乱，吴春红难以在一分钟内准确发现面瓢；现场也没有作案空间。Z证言称，自己与吴春红同时离开W家，但有一分钟的时间，吴春红不知道去哪里了，一分钟后，吴春红又回到自己身边。原审就认定吴春红在这一分钟内完成投毒。

然而，据侦查人员的勘验笔录显示：“在厨户内靠北墙有一案板，案板上偏西侧放一黄色铁碗，内有炒过的豆糁，在案板上偏东侧放一面瓢。在厨房的东南角有一地锅灶，地锅灶西侧有一多用炉，上放有盐缸、香油、豆糁等物品，多用炉北侧地面上放有一铝锅（上层有馍，锅底是米汤），在厨房西南角放有一米缸（无水），在西窗下有一桌子，桌子上有吃剩的菜（豆芽、粉条）、泡好的方便面、盛在碗内的米饭等。”

上图就是受害人院落情况，院子铺满苹果，中间只有一条两人必须肩并肩才能通过的过道。在如此狭窄的空间，二人并行必然相距甚近，那么吴春红是否会冒着极易被人发现的危险去投毒？

此外，厨房照片，前文已引用（此处略）。那么凌乱的环境，吴春红没有选择向厨房门口的一桌饭菜投毒，反而是在投毒的紧张心情下，在短短的一分钟时间内发现厨房最里端的小面瓢，并完成投毒行为。甚至在这短短一分钟内还清理了现场，以至于侦查人员提取不到足迹和指纹。原审的这种认定，有违常理。

五，原审认定吴春红以清洗衣服的方式毁灭证据，但相关证据不足以证明该认定。

第一，关于原审认定吴春红于投毒当日清洗衣服的问题，在案证据相互矛盾。本案证据显示，侦查机关对吴春红的裤子进行了鉴定，但没有检测出“毒鼠强”。吴春红的《2004年11月21日笔录》记载：“到家后，我就打扫猪圈，裤子也脏了。我洗裤子时专门用洗衣粉把右裤兜洗了两遍。是我妻子给我洗的裤子。”

对于这个供述，吴春红在原审的审查和审理过程中均明确表示该证据不真实，系刑讯逼供的产物。同时，吴春红妻子户金环接受侦查机关询问时，在《2004年11月21日笔录》中称：“问：春红交电费当天洗过衣服吗？答：初三那天，他没洗过衣服。”随后，户金环接受检察院询问时，在《2005年5月19日笔录》称：“问：交电费那天，洗衣服没有？答：没洗。”

综合上述证据，在清洗裤子这个问题上，本案没有提取到“毒鼠强”，吴春红夫妻的证据内容相互矛盾。并且，“毒鼠强”具有可长期存留的特性，只要裤子中沾有“毒鼠强”，即便水洗，其实还是能够检测到。即，用裤子被洗了来解释没有提取到毒鼠强，是解释不通的。所以，原审未能证明吴春红于案发当日接触过“毒鼠强”。

六、原审认定吴春红烧毁“毒鼠强”纸包装的问题，只有QW的言辞证据，但该证据系非法证据，且为孤证，并与V的证言相矛盾，同时证言内容也不合理。

为了解决未能提取“毒鼠强”的问题，原审在证据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洗裤子”的解释。而为了解释没有提取到毒物包装的问题，原审干脆采信了一份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时宜的孤证——证人QW的证言称，其去儿子家吃饭的路上，看到吴春红和Z一起走着，Z回家后，吴春红走到闫学超家墙南边时烧了一张纸条。

考察QW的这份证言，存在如下诸多问题：1，所谓吴春红烧毁毒鼠强包装的证据，只有证人QW的证言。这是典型的孤证，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询问证人应当单独询问，这是《刑事诉讼法》的基本法律原则。然而QW笔录上记载的被询问人有两个——SD和QW。即侦查人员同时对多人取证，此情况属于非法证据。3，原审采信的QW的这份证言，没有QW的签名。即证据不具有真实性。4，这份证言说吴春红烧了鼠药的纸包，但证人V说装药的是方便面袋，吴春红有罪供述说装鼠药的是多蔺买袋子，都不是纸包。

（案发村落示意图）。

更重要的是，从这张现场示意图中可以看到，QW儿子家与Z家并不在一个方向，QW说自己为了去儿子家吃饭而路过Z家，显然不合理。此外，QW证言并没有说明自己是跟在Z和吴春红二人的后面，还是走在二人的前面。本案有Z的多份证言，也有吴春红的多份供述，但无论是Z证言还是吴春红供述，均明确路上没有遇到他人，即QW不可能处于Z和吴春红的前面。而如果QW处于二人的后面，那么现场有一个明显的村路拐角，跟在后面的QW的视线必然会受阻，不可能看到所谓的“吴春红烧纸条”。纵然假设QW这位案发时就已经70多岁的证人，看到吴春红和Z就快步跟至村路拐角，视线不受阻挡，那么过了拐角的QW和吴春红就位于一条直线上，此时吴春红可以轻易发现QW，这种情况下，吴春红还会傻到“烧纸条”吗？

综上，QW的证言从本质上看，其内容明显不合理。从形式上，没有签字，不真实；多人同时取证，不合法；孤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同时，本案在侦查、审查、审理之初，是没有QW的证言的。该证言是案发后十七个月，案件两次发重审的2006年4月，在庭审几次明确表明未提取到毒物包装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这个时间节点，出现这样一份漏洞百出的证言，原审还采信了。

七、原审认定吴春红为了避免他人怀疑自己进入厨房，故意大力摔打厨房窗口的马达轮。

此认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

第一，本案没有证据证明马达轮的存在。原审认定吴春红摔打马达轮，但侦查人员没有提取到马达轮。本案没有证人看到吴春红摔打马达轮。既无实物，也无照片，还没有证人，原审凭空认定。

第二，原审认定吴春红使用摔打马达轮的方式来避免他人怀疑，同样有违常理。原审证据中，没有任何证人看到吴春红进入厨房。W夫妻在堂屋，他们在笔录中说自己看不到厨房。证人Z也没有看到吴春红进入厨房。既然如此，吴春红何必要多此一举的摔打马达轮？这不是反而暴露自己吗？同时，W夫妻陈述，院子里养了一条凶狠的看家狗，遇到特殊情况就会大声吠叫，那么吴春红大力摔打马达轮，院子里的狗没有任何反应，这同样不合常理。

八、实体问题综合意见

投毒杀人案件中，投毒行为是犯罪的核心事实，而购毒行为只是犯罪的依附性事实。只有证明了一个人确实投毒，其购毒行为才具有犯罪预备的法律意义。否则，天下购买鼠药的人多如沙数。

本案原审恰恰就犯了这个错误。原审对于投毒行为的认定，是非常粗糙和不完整的。从证明角度看，原审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根本达不到证明标准。从事实角度看，原审无法证明涉案毒物是如何投放的，以及投放后如何反侦察的。甚至，就连投毒行为本身都是模糊的。原审笼统地说吴春红进入厨房投毒，可是吴春红是如何进入厨房的？进入厨房是如何选择投毒点的？投毒的具体方式和过程是怎样的？是简单地倒进去，还是一点点地放进去？是投毒后立刻离开现场还是为了实现投毒效果而进行了搅拌，以免食用者发现？投毒后是直接离开，还是为了反侦察而清扫了现场？如果没有清扫现场，为什么指纹、足迹全没有？

原审用了很大的力气去论述吴春红如何购买鼠药，但对投毒的核心犯罪事实，反而没有一项查明，也没有任何合理性解释。

程序问题

一、“先定罪后找证据”的破案方式，污染案件证据的客观性。

在著名的云南杜培武冤案中，杜培武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过，侦查人员宣称不管杜培武认不认，都是杜培武做的案，不怕关上一年半载找不到证据。

本案和杜培武案一样，也是先抓人再搜证。前文提及，W家多次发生中毒事件，且W夫妻有明确的怀疑对象，但侦查人员未开展任何侦查工作。恰恰相反，在W夫妻明确说与吴春红没有矛盾的情况下，侦查人员主动且反复地向W询问是否与吴春红存在矛盾，由此，W的笔录内容才慢慢出现吴春红。这是严重的诱导。

二、缺少提取笔录，本案的所有鉴定意见均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无论是受害人胃内容的鉴定，还是受害人哥哥的胃液鉴定，亦或是面粉的毒物鉴定，全都没有提取笔录。那么依法，相应的鉴定意见均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三、鉴定程序违法，鉴定意见牵强附会。

第一，原审认定，W家面瓢中的面粉含有毒鼠强。但上文已述，在卷证据没有面粉的提取笔录。同时，W的《2004年11月22日笔录》记载：“当时俺厨房案板上有半瓢面粉，我就把他那瓢里面的面倒到一个豆糁碗里边，然后我又用水把豆糁和面粉搅成面糊。”L的《2009年3月26日笔录》记载：“问：公安机关在你们里屋提取面了吗？答：堂屋剩下的面也做成面托。”

由此，既然W夫妻均表示面粉都做成面托了，并且本案没有面粉的提取笔录，那么面粉是从何而来的？本案的面粉鉴定显然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第二，没有对面托制作人进行残留鉴定；没有对制作工具进行残留鉴定；抢救脱险的CZ说吃了方便面和面托，但没有对方便面进行毒物鉴定；现场还有一桌饭菜、没吃完的方便面、锅、水缸、油等多样物品，但侦查人员对这些物品也都没有鉴定。侦查人员是基于何种理由直接就排除了其他中毒可能？

第三，鼠药鉴定的检材取自案外人，这与本案完全不具有关联性。用案外人的鼠药来证明吴春红有罪，这实在牵强。

四、缺少辨认程序。

原审认定吴春红自V手中购买毒鼠强，但V本人表示不认识买鼠药的人，只知道买鼠药的人可能做带锯生意。

对此，侦查人员没有安排V对吴春红进行辨认。虽然，公诉人在原审过程中说，当地只有吴春红做带锯生意，想以此弥补没有辨认的错误。但事实上，当地有三个做带锯生意的人，吴春红、吴春红叔叔，以及另一个案外村民。所以，即便是毒物购买问题，本案证据也是缺少明确指向的。

五、对证人证言，选择性采信。

本案有多位证人证明，W曾责怪妻子L将自家的毒鼠强放在面粉旁边，可能导致家人中毒。随后，部分证人又改变了证言，而部分证人则坚持自己确实知道此事。

此事实对案件的公正审理具有直接影响，因为农村地区经常发生鼠药误服的事件，乃是众所周知的常识。网络检索可以检索出几百万条关于鼠药误服的新闻。这直接决定本案是他杀还是意外。

但遗憾的是，侦查人员草率地放弃了对此事的侦查，审判人员也选择性地只采信了对吴春红不利的证言，而为什么不采信对吴春红有利的证言，原审没有合理解释。

六、错误的测谎试验。

本案在三次发回重审之后，侦查人员只增加一份新证据——测谎试验。据《测谎报告》记载：“四、测谎方法:对吴春红采用CQT测试法（准绳问题测试法）进行测试。五、测谎过程：对吴春红设问（相关问题）:‘W家厨房里的药是不是你下的？’吴春红回答:‘不是。’六、测谎意见:经过对吴春红三遍测试，发现吴春红在相关问题的回答上，有说谎反应。我们倾向认为:吴春红所称的‘W家厨房里药不是我下的’系说谎。”

此处提及的准绳问题测试法（CQT）（Control Question Test)产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由美国测谎专家里德（Reid）提出。该方法主要以被测人对准绳问题的反应与相关问题（主题问题）的反应进行比较，从而评判被测人对相关问题的回答是否说谎，并作为被测人是否涉案的依据。例如，“你曾经干过XX事吗？（准绳问题）”与“是你杀死了 X X人吗？（相关问题）”进行比较。其一套测试题大体由十多道不同性质的问题组成。1、中性问题（I）：与案情无关，没有负担，不会引起心理压力和情绪反应。可以反映被测人在测试过程中的正常反应水平。2、相关问题（R）：明确涉及案情的问题，也就是测试所要甄别的问题。3、准绳问题（C）：和测试的主题问题无关，系被测人不愿承认的具有一定心理压力的隐私问题，回答一定是谎言。用准绳问题触发一个应激反应，以便和相关问题进行比较。4、题外问题（Sy）：与本次测试主题无关，但也属违法犯罪问题，用来测试被测人是否有其它问题。

准绳问题测试法 （CQT） 题例

序号	题目类型	题目
1	中性(I1)	你是叫张三吗？
2	中性(I2)	你是广东人吗？
3	相关(R1)	财务室保险柜里 3 万块钱被盗的事，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4	中性(I3)	你是 1976 年 3 月出生的吗？
5	相关(R2)	是你从财务室保险柜里拿走了那 3 万块钱吗？
6	准绳(C1)	从小到大，你偷拿过任何东西吗？
7	中性(I4)	今天是星期三吗？
8	相关(R3)	偷财务室钱的事，是你和别人合伙干的吗？
9	相关(R4)	当那 3 万块钱被偷的时候，你是在财务室吗？
10	准绳(C2)	为了掩盖自己见不得人的事，你撒过谎吗？
11	相关(R5)	你以任何方式参与了偷盗财务室钱的事吗？

用标准的CQT测试程序要求，对比本案的测谎报告。本案测谎人员竟然没有设置任何中性问题、准绳问题、题外问题，仅仅简单问三遍“是不是你投毒”。在中国的错案历史上，错误的测谎意见均对冤案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云南杜培武案，还有河南马廷新案、湖北钟祥学生集体中毒案、安徽芜湖刘明河杀人案、安徽亳州代克民杀人案、河北警察李久明杀人案、福建念斌投毒杀人案、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杀人案、河南高铁钢杀人案等。而本案的侦查人员，干脆连基本的测谎程序都不顾了。如此“测谎”，只能证明侦查人员在先入为主的有罪意识下对吴春红的构陷。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份测谎报告，假的有些太招摇了，所以原审的公诉人在庭审中就干脆没有作为公诉证据。

于是这里有出现另一个问题。河南高院三次以事实不清将本案发回重审。而在三次发回重审之后，侦查人员只补充了这份《测谎报告》，公诉人又没有将该报告作为证据使用。即，三次发回重审之后，本案是在没有增加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原样第四次作出死缓一审判决。而面对原封不动的证据，河南高院前三次都认为事实不清，然后第四次就维持了死缓判决。这样的判决，可能公正吗？

结论

本案的侦查程序是严重违法，且不合理的。原审法官自认本案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却依旧判处吴春红有罪，这也是严重违反以证据为中心的审理原则的。吴春红从原审审查起诉程序就开始喊冤，至今喊了十多年了。期间，吴春红不接受学习改造，不认罪悔罪，却有相关部门来主动和吴春红协商减刑。这难道不奇怪吗？

吴春红拒绝减刑，表示“要么以清白之身走出监狱，要么就死在这里”，随后相关部门就对吴春红不闻不问了。本代理人自接手本案，也已经介入近两年了。一直在申诉，也一直没有任何进展。只能每三个月到巡回法院的接待窗口，得到“回去等待”的答复。

吴春红案是连原审法官自己都承认——“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案件啊。这样的案件竟然十多年无法平反，这难道是相关部门在惩罚吴春红“敬酒不吃吃罚酒”吗？这每三个月一次的等待，看似有时限，却又永远不知道到底要等待几个“三个月”，这难道是卡夫卡的小说，永远在“法”的门口，但也永远跨不进这道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