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9日上午宣判无罪的一瞬间，廖海军觉得自己的心有针刺的感觉。他很懵，就像他2010年突然被取保候审的那天，脑袋里什么都想不起来。来之前，他心里就有了结果，他知道自己会被判无罪的。但他依然期盼法官宣判时的那一句话，只有那样，他才觉得自己接近20年的冤屈才能画上一个实打实的句号。“宣判了后，别人才知道我是冤枉的，我的父母是冤枉的。”他的父母已经因病相继离世，病发得很急，甚至没来及问上一句案件的进展。

1999年1月，廖海军所在的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新集村，有两个小女孩被杀害并抛尸于井中，这件事情震惊了小小的县城。经过一周“紧锣密鼓”的侦查，迁西县公安局宣布，杀人凶手是还不满 17岁的廖海军，作案现场则为家里父母居住的东屋。被关押了4年多后，2003年7月，廖海军以故意杀人罪被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其父母以包庇罪分别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

2010年4月，他被从监狱里取保候审出来，至今已经过了8年。这期间，他找了工作，结了婚，还有了一个两岁的女儿。妻子对他很好，不在意他曾坐过11年牢，也支持他进行申诉。在外人看来，这个35岁男人的生活，与常人并无两样，甚至有着更多的温馨和睦。他的律师也安慰他说是“最自由的嫌疑人”。但廖海军知道自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我一天没有收到无罪判决书，这个事情就一天压在我的心里。”小白鼠 

很多事情，廖海军都想不起来了。但他依然记得19年前陆家两个女孩子丢失当天的一些事情。那天，正是村里的大集。热热闹闹的村子在傍晚却陷入了慌乱。村里陆永胜和弟弟家的两个女儿放学都没有回家，同学将书包带了回来，说两个女孩干脆就没有去上学。两家人赶紧拜托村里人去寻找，一直到第二天都没有找到孩子，他们怀疑孩子可能被拐卖了，还拜托亲戚去了火车站和汽车站，但仍一无所获。廖海军还记得，他当时还去游戏厅问了下跟他一起打游戏的孩子，有没有见到过两个女孩。第三天，两个女孩的尸体在村边的一口深井里被发现，其中一个女孩的头几乎被砍掉，另一个也面目全非，脸上甚至找不到完好的皮肤。

案发后，警察在村内进行了地毯式的排查，挨家挨户地去搜索，还使用了上了警犬。廖海军被警察带走了两次。第一次，家里只来了几个警察，母亲黄云秀跟对方争执了起来，还用喂猪的水舀子打了警察两下。这成为黄云秀一辈子的心结，她逢人就念叨，如果不是自己打了警察，廖海军也不会被判刑。后来，廖海军被带进了派出所，挨了两巴掌。警察让他承认杀人，他有些懵。母亲黄云秀跟着来要人，一顿讯问后他被放了回去。廖海军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第二天他还跑到街上游戏厅去取游戏机，那是他前一天跟对方商量好，对方答应他抱回家里玩。廖海军还记得，他一手骑着自行车，一手抱着游戏机到了家门口，却看到院子里满满都是警察，以及围观看热闹的村里人。

“你叫王军（廖海军的母亲是改嫁到河北的，王军是曾用名）吗？”一个警察问了他一句。

“是。”他游戏机都没来及放下，就被带走了。

到了看守所后，廖海军的记忆力里只剩下了两个字——“挨打”。警察问他，死者死时穿了什么衣服，他答不上来，先是说“红色”，后来又说“黄色”，但都不对，对方就将他双手反绑起来，使劲往上抬他的胳膊肘，他受不了，又猜了一个“白色”。这次，他蒙对了，也不再被打了。

后来，廖海军就摸到了规律，如果一次回答不对，他就会加紧去想另外一个答案，直到对方满意为止。用这种规律，他相继回答了跟父母一起抛尸的过程、使用的抛尸工具，作案工具。那个时候，他觉得自己像一只陷进了巨大迷宫的小白鼠。迷宫里有着无数条通道，但只有一条可以出去。他走了一条，路不通，撞到了头，只好去换另一条。“反正慢慢走，你肯定会出去，走出去了，笔录也就完成了。”

像这样前后不一的口供，廖海军的代理律师李长青在案卷中发现了很多个。2016年刚接手廖海军的案子时，距离开庭只剩下一个星期的时间，他觉得有些紧，还想着要不要申请延期开庭。但加班加点看完所有的案卷后，他确信这是个冤案。廖海军和他的母亲也告诉他，口供是在刑讯逼供的情况下作出的。

首先，关于杀人的过程， 1999年1月25日的第一次审讯时，廖海军告诉办案人员，他是用铁管打其中一个女孩的后脑勺后，对方就趴在了地上，他再去砍，对方没有反应。但在1999年11月21日时，他就在回答讯问时声称，小女孩是仰躺在地上的，两个人都用手去捂脸。在杀人凶器的供述上，廖海军也多次提供了不一样的口供，他先是说是一把切猪食的旧菜刀，后来又变成了家里切菜用的刀，“杀完人后还继续使用”。

李长青告诉我，证人言辞分为有罪言辞和无罪言辞。在有罪言辞前后矛盾的前提下，李长青发现被告人和被告人之间、被告人与证人之间的无罪言辞也指向了廖海军和父母可能是无罪的，“他们没有作案时间。这些言论都是在相互隔离的情况下获取的，高度吻合，值得信赖。”1999年1月17日上午，廖海军和父母一起在街上卖菜，人多时他帮助父母收钱，人少时就跑到对面的游戏厅打游戏。到中午一点多的时候，廖海军的父亲买了猪血，母亲回家做饭，三人一起吃了午饭。之后，廖海军出去打麻将，母亲黄云秀则和村里人一起去理发，父亲则去修车摊修车，因为没有零钱，还欠了对方10元钱。这样下来，从上午到下午，廖海军和父母都很难抽身去作案。这些都有相应的证人证言可以证明。

警方认为廖海军的作案动机是在摆摊时，他的家里曾与陆永胜两家人发生矛盾，所以伺机报复。这被受害者家属所否认。一位受害者的母亲说双方从未发生过矛盾，而且两家人的摊子也不挨着，中间还隔了一家。廖海军被判刑后，两个受害者的父母还曾联名写信给法院，表示不同意公安机关的认定。尽管如此，这项动机还是被写进了2003年唐山中院的初审判决书上，判决书显示，被告人廖海军因琐事对同村陆永胜（一名被害女孩的父亲）不满，因而对陆怀恨在心……1月17日遇到陆永胜的女儿和侄女，遂生报复之念。

在所有的证据链里，促使法庭作出有罪判决的重要一项是警察在廖海军家里门板上提取的两处血迹的鉴定报告书。鉴定书是上海市公安局于2000年12月29日出具的。报告结果显示，在廖海军家门板上发现的血迹，其中一处与黄云秀具有相同的等位基因型，不排除为其所留；另外一处则显示为混合女性血迹，其中显示较强的等位基因与黄云秀相同，显示较弱的等位基因与其中一个受害女孩相同，不能排除混有这个受害女孩的血迹。“该检验结论不具有唯一确定性，不能排除是什么意思，这样说来覆盖面就大了，不能作为有效的证据。”

更令李长青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早在1999年案发后，公安部就曾经对屋内发现血迹进行鉴定，一份显示，廖海军家床角处及木板上的血痕均不是陆甲或陆乙所留。另一份则也证明，廖海军家西屋提取的血痕与陆甲陆乙基因型不同，而与黄云秀相同。木板上、墙皮上血痕基因型相同，与陆甲陆乙不同，与廖友相同。“这两份鉴定已经充分说明廖友家的血迹非陆甲陆乙所留。难道公安部的技术条件还不如上海市公安局？该报告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李长青告诉我。

 等待 

廖海军觉得自己冤枉。刚到监狱，他就想着要写申诉书。一个好心的狱友劝他过两年再写，因为只要不写申诉书就可以减刑。他建议廖海军让其父母先申诉。廖海军的母亲只有小学文化，几乎没有写过字。但为了申诉，她开始在看守所学写字。刑满释放后，她又开始跑来跑去为儿子申诉。

很长一段时间，黄云秀都待在北京打工，有空时就去最高法、最高检，一遍遍诉说家里的冤屈。为了多赚些钱，她还去医院帮人排号，有时候遇到不讲道理的人，因为占位的原因大声呵斥她，她也不去争论。这些，都是廖海军后来听母亲说的。他心疼母亲，他知道母亲是个争强好胜的人，平日里一句委屈都不会忍着。

2006年，廖海军从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他也开始写申诉信。每周三封，雷打不动。因为要干活，他也得不出空，就用临睡前的两个小时，趴在床板上写。写信无非是陈述自己的冤屈，有着固定的格式和模版，但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改一改开头，加一些“信已经寄了很久了，不知现在怎么样了”之类的字眼。 

等待的日子枯燥至极，且没有希望。廖海军也想过自杀。但想到母亲，他就会一点点将这个念头磨掉，有时候需要一个星期，有时则要几个月甚至半年。他的老家原在东北，母亲跟生父性格不和，经常吵架，甚至大打出手。后来，母亲离家出走去打工，待在河北安稳后，回家跟父亲离婚，想要接他回唐山。廖海军还记得，当时，父亲曾带人在后面追赶，声称要打断母亲的腿，还好他们跑得快，才躲了过去。后来，廖海军就看着狱友暗暗跟自己说，“他们是来坐牢的，监狱里也要干活，我将自己看成在这工作赚钱的。”

2009年8月，在又一次上访后，黄云秀从最高法的信访窗口拿到了再审决定书。3个月后，这一消息才传到廖海军那里。当时他还在车间，突然被告知有人要来会见他，对方自称来自河北高院。他们递给廖海军一份《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上面白纸黑字清晰地写着两条内容，一是撤销唐山中院地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二是案件发回唐山中院重新审判。廖海军大脑一片空白，他举着那张纸高喊着回到了车间。那天，一个狱友为了帮他庆祝，买了鱼，饮料，还有一堆吃的。

半年之后，廖海军狱警通知收拾东西，他以为发回重审，所以要从监狱换到派出所。狱友们帮他收拾了东西，还大包小包地给他带了一堆，他们怕廖海军换到新的地方，人生地不熟会受欺负，“有东西好说话”。走到门口时，狱警告诉他，他被取保候审，可以签字回家了。他愣了，签字时手都是木的。他不敢相信地迈了下腿，觉得自己像个木偶一样。母亲和继父在大门口等着他，三个人到了一个小餐馆吃了一顿饭，母亲就回北京打工去了。

廖海军跟继父回到了家中。11年过去，整个村子什么都没有变，村里的房子还都是老样子，马路还是原来的土路。廖海军突然有些错觉，好像回到了16岁，那时，家里还没出事，他刚退学，最喜欢的就是去街上的游戏厅打游戏。但推开家里房门的一瞬间，他意识到时光已经过去了太久了：原本被母亲收拾得干净整洁的家里，到处都是灰尘，衣物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边。他知道，在外打工申诉的母亲无暇顾及这些，继父也在外干着建筑工地的活。

廖海军挽起袖子，拎起了扫帚，将屋子从里到外地扫了一遍，该收拾的收拾，该扔的扔。打扫到东屋时，他只叠了被子，擦了窗户，房间的地面一点都没清理。这是曾经被认定的案发现场，就连床垫还是当时的床垫，他出事后，他的父母仍在房间里居住。地面上的瓷砖还保留着当年的模样，有几块被警察敲碎了，他们曾试图从上面寻找受害者的血迹，但后来无果。“我想保持原来的样子，来的人看了都会知道，我是冤枉的，这里怎么可能是案发现场。两个人（受害人）被砍成那样，房间里怎么会没有血迹？”

收拾用了两天的时间。第三天，廖海军就跟继父出去打工了。他找工作只有一个要求，让他能有足够的时间去跑申诉就好。为此，他常选择上夜班，这样白天就有机会出去。他从不避讳自己的事情，相识的人几乎都知道他的事情。他愿意说，“知道的人多了，影响力就大了，我的案子才有翻的可能性。”他还去天涯，百度贴吧发过帖子，都没有什么回应。后来，他还开过直播，也没有几个人观看，“你会觉得很丧气，觉得翻案无望了。”廖海军告诉我，每个星期他都会给唐山中院寄一封挂号信，以防止他们忘了这个事情。

2016年4月，廖海军终于等来了开庭的消息。消息到的那天，他的女儿刚出生，他自己觉得是“双喜临门”。在庭上，他见到了两个受害者的家长，他觉得对方变化真大，当年他入狱时，他们不过三四十岁的年纪，眼前却已经是身体佝偻的老头老太，其中一个受害者的母亲韩淑琴，因为关节炎，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从案发到开庭的十几年内，他们只说过一次话。是其中一个受害者家长在接到重新开庭的电话后，以为是诈骗电话，辗转找了他的号码来确认。具体的通话内容廖海军已经想不起来了，他只记得对方说了一句，“我是你杀的那个女孩的母亲。”

后来，在媒体关注这个事情后，他会带着媒体到对方家去采访。他也不进家门，就提前给对方打一个电话，支会一声。“我想帮他们抓到凶手，凶手害了不仅我们家，还害了他们家。我们三家现在跟仇人似的，但凶手说不定还看着我们乐。”被宣判无罪后，出庭的韩淑琴无法接受目前的事实，她冲我嚷嚷着，“20年前说抓到凶手的是你们（相关部门），现在说凶手无罪的也是你们。谁能给我们个公道？”